李荣昌.2026年财案:稳中求进的表象下,财政结构隐忧未解


2026年财政预算案可视为一份中规中矩、以修养生息为主的财案。经历数年激进的财政与税制改革后,政府在本轮财案中显然采取了更稳健的态度,没有推出大规模新税制或结构性政策,而是延续现有的财政框架,通过适度调整“罪恶税”与试点碳税来稳住财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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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在国会提呈的2026年财政预算案,如外界所料,再次刷新纪录,成为我国史上规模最大的预算案——总开销高达4192亿令吉,较2025年的4121亿令吉增长约1.7%。整体而言,本次预算案延续了政府“稳中求进”的财政方向:一方面继续通过审慎开支与税收改革来压缩财政赤字,目标是将2026年的赤字比率从2025年的3.8%进一步降至3.5%;另一方面,则着重于扩大财政收入基础,重点包括扩大“罪恶税”征收范围,以及将落实的碳税制度。
不过,尽管这轮预算案表面上显得较为平稳,仿佛是在经历数年激进改革后的“喘息之作”,但其背后的结构性挑战依旧不容忽视——包括政府开支持续膨胀以及财政结构失衡的隐忧。本文将从财政结构、赤字目标与政策亮点三大面向,深入剖析本轮预算案的核心内涵与政策取向,并探讨其对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潜在影响。
首先,从2026年财政预算案的开销分布来看,政府的行政开支依然高企,占整体预算的80.7%(3382亿令吉),发展开销仅占19.3%(810亿令吉)。这意味着政府支出的重心依旧集中在维持日常运作,而非推动长期经济成长的投资项目。在行政开销内部结构中,公务员薪资与退休金依然是最大的支出项目。公务员薪资支出占行政开销的32.3%(1093.7亿令吉),较2025年的1035.2亿令吉增加5.6%。与此同时,退休金开销占行政开销的12.7%(428亿令吉),较2025年的400.6亿令吉上升6.8%。这两项合计占行政支出近一半,显示公共人事成本对财政的持续沉重压力。
更令人忧虑的是,尽管过去数年政府积极推行财政改革——包括引入新税制、扩大税基、以及落实针对性补贴机制——财政结构性的失衡问题依然未见改善。换言之,这些改革虽在提升财政收入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却未能遏制行政开销中“刚性支出”(尤其是薪资与退休金)的不断膨胀。值得注意的是,行政开销占总开销的比重正逐年上升:从2024年的77.1%,增加至2025年的79.6%,再到2026年的80.7%。这一趋势显示,财政改革不仅未能扭转结构性失衡,反而有“愈改愈重”的隐忧——政府的支出结构愈发偏向维持体制运作,而非创造未来增长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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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政赤字方面,政府在2026年财案中设定了3.5%的目标,作为迈向2028年3%目标的重要里程碑。从控赤字的进展来看,政府的确取得一定成效。以2025年为例,截至8月,财政赤字已达400亿令吉,占全年目标800亿令吉(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8%)的一半,显示财政表现符合甚至略优于预期。
然而,若回顾过去几年的财政轨迹,财政赤字在2020年与2021年分别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6.2%与6.4%,创下近年新高。尽管如此,随着政府推行财政改革、引入新税制并逐步合理化补贴机制,赤字比率开始稳步下降——2022年降至5.5%、2023年降至5%、2024年降至4.1%,并预计在2025年进一步收窄至3.8%。
无可否认,2020与2021年的高赤字主要源于疫情冲击及实施大规模财政刺激的必要性。然而,随着经济自2022年起逐步重启与复苏,财政政策理应加快正常化步伐,更迅速地恢复财政纪律与可持续性。事实却显示,赤字水平经历三至四年才回落至2026年预计的3.5%,仍略高于疫情前2019年的3.4%。尽管赤字率已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但整体调整步伐仍显缓慢,财政整固进程的速度与力度均未达到理想水平。
值得庆幸的是,政府在这轮预算案中并未推出大规模的新税制,仅调高“罪恶税”如烟草税与酒精饮料税率,并在铁、钢及能源领域试点推行碳税。经历前几年的激进财政改革后,加上当前外部经济环境充满挑战,这无疑为大马经济带来一丝喘息空间。同时,政府也在预算案中推出多项强化中小企业的措施,以巩固国家经济韧性。政府通过中小企业银行、工业银行、 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TEKUN)、大马策略信托基金会(AIM)及财政部属下商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SJPP)等机构,拨出总额高达100亿令吉的融资与债务重组配套,协助企业提升资金流动性与持续经营能力。此外,政府亦将提供数字化与创新配套,包括1.5亿令吉的中小企业数字转型补助金、2亿令吉的创新商业化基金,以及推出“马来西亚制造”认证,旨在推动本地创新与品牌竞争力。这些举措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时期,对稳定中小企业与促进经济复苏尤为关键。
此外,政府宣布继续发放“爱心基本援助金”(SARA)100令吉补助计划,继8月的“全民惊喜”之后,再于明年的2月发放第二轮100令吉援助金。虽然SARA计划可被视为政府探索“全民共享福利”的试点,但其缺乏明确目标与政策导向,显得流于形式。与“关爱现金援助”(Sumbangan Tunai Rahmah)旨在减贫、提升低收入群体生活质量不同,SARA并非针对特定群体或经济弱势阶层的精准援助,而是非针对性的普惠补贴。缺乏清晰的政策目的,不仅削弱了财政资源的使用效率,也容易被诟病为选前政治甜头,用以讨好选民,而非推动实质性的社会经济改善。此举更让外界质疑政府是否真正将有限的公共资源用在最需要的领域上。
总体而言,2026年财政预算案可视为一份中规中矩、以修养生息为主的财案。经历数年激进的财政与税制改革后,政府在本轮财案中显然采取了更稳健的态度,没有推出大规模新税制或结构性政策,而是延续现有的财政框架,通过适度调整“罪恶税”与试点碳税来稳住财政基础。这种取向在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国内增长动能趋缓的背景下,确实为经济与财政体系提供了一定的喘息空间。然而,在平稳的表象之下,财政结构性问题依旧挥之不去。政府行政开销占比持续上升,公务员薪资与退休金等刚性支出仍是财政最大负担,压缩了发展开销的空间,也削弱了财政政策的成长导向。尽管财政赤字比率已从高峰期的6%以上逐步降至3.5%,但下降步伐缓慢,显示结构性失衡仍是拖累财政整固进程的关键障碍。与此同时,部分措施如SARA补助计划缺乏明确目标与绩效导向,暴露资源分配的低效率。整体来看,这是一份着重稳住局势、但仍欠缺结构突破的过渡性预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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