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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6:02am 12/10/2025

学者观点

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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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志立

所得税减免

2026年财政预算案

星洲人时事观点

托儿费用

郑志立.托儿税务减免可起到的帮助

延长托儿税务减免虽非直接的“鼓励生育政策”,却是务实的“家庭友善政策”。它不仅能减轻家长的经济压力,也有助于提升劳动参与率及社会生产力,成为应对人口趋势中一项兼顾社会与经济意义的政策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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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逐步迈向老龄化,经济结构与社会体系势必面临中长期的深层调整。这不仅涉及及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与可负担性,也关乎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劳动密集产业的结构转型、退休金制度的可持续性,以及人工智能与智能科技在长者照护中的应用等多方面挑战。

造成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我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从1990年代的2.65%,下降至2000年代的2.06%、2010年代的1.47%,自2020年以来更仅约0.87%。若趋势不变,我国最快可能在2043年迈入“高龄社会”。这一趋势的背后,离不开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

随着家庭收入提高,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增加;生活成本不断攀升,使夫妻生育意愿降低;双薪家庭成为常态,也让父母可分配给子女的时间减少;而当生活成本增长快于收入时,家庭的实际生育能力进一步受限。要从根源上应对人口老化,减轻家庭育儿经济负担是关键。

我曾在《检讨税务减免与应对人口老龄化》一文中建议,调高目前18岁以下子女2000令吉个人额。尤其是该额度自2016年起未曾调整,已难以反映当前育儿成本的现实需求。

虽然未纳入此调整,但政府也建议将的税务减免(最高3000令吉)延长适用于7至12岁儿童(此前仅限于6岁及以下)。

此项建议主要旨在提升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强化女性在职场中的角色,但其效应不止于此——它同样有助于降低育儿经济压力,从而间接鼓励生育,缓解人口增长放缓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7至12岁的儿童每日有至少半天时间在小学学习,但他们仍需成人监督与照料,因此延长托儿费用减免是合乎实际的政策方向。

以吉隆坡中等收入家庭(M40)为例,假设月收入为1万6779(2022年数据)令吉,已属我国所得税G级别,税率为25%。若家庭拥有符合资格的子女,可因此每年节省750令吉税款,相当于2022年马来西亚家庭月收入中位数的约11%。在全球经济不确定的背景下,这笔节省对家庭预算而言,确实能带来可观的缓冲。

美中不足的是,此项建议仅扩大了税务减免的适用年龄范围,而非提高减免额度。换言之,由于托儿费用的最高减免额仍维持在3000令吉,并未依据子女数量进行调整,若家庭中已有6岁以下子女享有全额减免,则在同一纳税年度内,7岁至12岁年长子女的托儿支出将无法再获得额外优惠。从宏观角度看,这项措施也能释放消费潜力,带动经济活动。

不过,从整体来看,此举仍可带来一定的间接好处。以所得税G级别(25%税率)家庭为例,若子女在7岁至12岁阶段连续6年皆符合资格,累计可获得额外4500令吉的税务减免。

根据统计局数据,截至2025年1月,我国6岁至12岁的儿童数量估计为300万人(根据6-9岁和10-14岁阶段的人数估算)。若假设其中20%属中上收入群体并符合所得税G级别缴税与托儿支出条件,则约有60万名儿童可受惠。以25%税率计算,结合平均储蓄率27%估算,可望为市场直接带来约3.28亿令吉的潜在消费空间。如果把税收乘数,约2.7,也纳入考量,那么理论上可对经济带来8.8亿令吉的刺激。

当然,以上数据仅属粗略估算,其中仍忽略了诸多变量,实际影响需依赖更详尽的数据分析才能得出更精确的结果。尽管如此,该项政策建议无疑具有积极的经济意义,并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消费与刺激内需,为经济注入正面动能。

综上所述,延长托儿税务减免虽非直接的“鼓励生育政策”,却是务实的“家庭友善政策”。它不仅能减轻家长的经济压力,也有助于提升劳动参与率及社会生产力,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中一项兼顾社会与经济意义的政策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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