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财政预算案如何“皆大欢喜”

先说2025年财政预算案的拨款金额创下新高，但效果却不如预期。为何会出现“财政扩张—民众无感”的矛盾，这反映了预算分配存在结构性问题。

其一是行政开销过高：在4210亿令吉的总预算中，3350亿令吉为行政开销，占比高达79.6%。这说明庞大资金仍然用于维持政府行政运作（薪资、津贴、补贴、公共服务等）与外债，而非投入经济成长与基础建设。因为预算并未能“创造附加价值”，所以民众不觉得生活改善。

其二是补贴制度不精准：政府多年来依靠燃油、电力与食品补贴维持物价，但补贴对象不精确，甚至出现走私牟利的现象。OPS GASAK行动固然能打击部分黑市，但治标不治本。对于基层人民而言，补贴没有真正减轻日常压力，另一方面却加重政府财政负担。

其三，收入增长停滞：我国长期面对“中等收入陷阱”，工资增长跟不上通货膨胀。虽然官方数据显示失业率约3.5%，属于低水平，但大量青年从事低薪服务业或短期合约工。这种结构性失衡，使“繁荣国家”与“幸福人民”成了口号。

其四，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进口商品与生活必需品价格持续上涨、房屋价格过高、医疗与教育成本增加，都引发民怨。当人民购买力不足，即便政府投入巨额发展开销，也难以转化为“有感的幸福”。

美国关税战下的大马困境

2026年财政预算案还将面对美国关税战的外部压力。

首先，大马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电子与电机产品占出口比重逾三分之一，其中大部分与中、美产业链高度相关。美国加征关税，让我们可能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冲击。

与此同时，美国要求东盟盟友“去风险化”，减少对中国依赖；中国则以“双循环”战略强化区域供应链，拉拢东盟。大马夹在中间，既想保持与美国的市场联系，也不愿错失中国投资机会。局势两难，使政府在制定财政与产业政策时，面对不确定性风险。

如此一来，外资企业在评估大马时，除了基建与人力成本外，也会关注地缘风险。若美国关税战升级，大马被视为“中国供应链的延伸”，就会成为美方贸易制裁的间接受害者，投资者会因此观望。

大马许多中小企业依赖出口与零组件加工，一旦国际需求放缓，订单减少，便会影响就业率与国内消费，最终形成“收入减少—消费低迷—经济停滞”的恶性循环。

2026财政预算案的政策与抉择

在“皆大欢喜”的前提外，2026年财政预算案真正需要解决的是结构性困境。以下几个方向，将成为政策制定的关键。

其一，精准补贴与数字治理：补贴政策必须数字化、精准化，透过社会保障数据库（如BUDI MADANI）精准识别受惠者，避免资源错配。只有将补贴锁定中低收入群体，政府财政才能用在刀口上，民众也更能切实感受政府的恩惠。

其二，提升收入与税收改革：若政府仅靠补贴与现金援助，终将难以为继。更关键的是如何提升工资水平与家庭收入；鼓励企业推动自动化与技能升级；重新检讨税收制度，避免过度依赖销售与服务税（SST），同时确保高收入群体与跨国企业承担合理税务。

其三，认真推动产业转型：在关税战压力下，大马必须加快产业多元化。包括扩展绿色能源、数据中心、生技医疗等新兴产业；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融入区域供应链；透过“新工业大蓝图”（NIMP 2030）与“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NETR），吸引长期投资，而非短期套利资金。

其四，积极开拓区域外交：大马必须在东盟框架下，推动集体协商，减低美中关税战的外溢冲击。例如：在东盟+3平台中，强化区域产业互补，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透过RCEP、CPTPP等自由贸易协定，确保出口多元化；与美国谈判获得特殊待遇，同时维持与中国的投资合作，以“双轨策略”缓冲风险。

其五，就业与人才战略：政府必须将重点放在创造高质量就业。包括投资于教育与工人培训，避免青年沦为“低薪无专业一代”，建立与产业接轨的技职教育（TVET），培养半导体、工程、AI领域人才；鼓励海外大马专才回流，提升本地产业技术含量。

2026年财政预算案若要成为“皆大欢喜的好消息”，必须跳脱传统的“大拨款、大补贴、大宣传”模式。人民的需求很简单：物价稳定、收入增加、就业安定、生活保障。唯有在这些核心层面交出成绩，政府的政策才会转化为民众的“幸福感”。

在外部，美国关税战与中美角力将持续施压；在内部，结构性财政与资源分配问题仍待突破。这意味着，2026年财政预算案不仅是一份财政文件，更是我国能否摆脱困境、走向繁荣的一大步。